3、瘟疫与发展的悖论，源头在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书中另外明确提出，“传染病是一个必须依靠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1、 2015年比尔·盖茨说“我们还没有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准备”，2019年作者写了这本书预言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的风险。从“瘟疫与人”进入下半场 “瘟疫与发展”，这本书不再讲述人类怎样战胜大流行病，而是讲述如何为防范大流行病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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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注重提高入学率和教学质量，防范私人运营学校可能出现的就学机会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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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是由病毒、细菌、分枝杆菌、真菌、原生生物和寄生虫等微生物引起的疾病。鉴于传染病在低收入国家大量存在，人们可能会因此认为瘟疫是欠发达社会独有的灾害。然而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情况却恰恰相反。

作者：（美）托马斯·J.博伊基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一场瘟疫经由埃及和利比亚到达比雷埃夫斯港口，造成雅典军队 1/4 的官兵死亡，无数居民丧生。修昔底德的记载称，这场瘟疫让雅典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首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缺少清晰的房屋产权，尤其是那些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建立易于执行的土地产权可以促进对正规住房的投资，使工人能够自由流动寻找工作机会并获得城市服务，同时为建立财产税体系奠定基础。

“瘟疫给东西方的文明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致使国家疲敝，人口凋零。它吞噬了文明之中许多美好的事物，并将这些事物的印记永远地抹去。”

到 7 世纪末，反复肆虐的瘟疫和连年不断的战争两相叠加，令欧洲损失了一半的人口，加速了拜占庭帝国的瓦解，同样的疾病在公元 610 年到达中国的海港，在人口稠密的南方和沿海郡县造成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国力削弱的唐朝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几乎不复存在了。

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更容易形成的联系和社会运动最终会迫使长期缺失这些因素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产生更好的政府机构。在过去的 250 年中，西方城市的社会动荡和抗议有时是痛苦的，但它们促成了制度和法律的建立，为打击腐败、改善劳动条件、打破种族隔离，以及我们所看到的减少城市传染病奠定了基础。因为城市在掀起美国独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痴迷于城市研究的经济学家艾德· 格莱泽将上述现象称为“波士顿效应”。

在过去几个世纪，随着各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见证了抗击传染病取得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传染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大幅下降，全球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传染病的减少并没有普遍带来收入、就业机会和治理水平的提升，相反，迅速增加的人口以及规模空前的城镇化正在冲击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加剧了移民、动荡以及产生全球大流行病和传染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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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现代医学和技术的高歌猛进曾让人类自信地以为能够轻松战胜流行病。然而，当我们翻开人类文明发展史就会发现，瘟疫与人类似乎一直是相生相伴的，正如《瘟疫与发展的悖论》这本书中所说“过去几百年里的种种历史进展，无论是世界大战、互联网，还是民主思想的传播，都无法像传染病的减少那样，对人类发展历程产生如此广泛的、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室内居住使人群更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而由于无法通过阳光直射和空气流通清除细菌、病毒，人类开始患上结核病、麻风病和流行性感冒等疾病，储存食物让人类能够稳定地获得营养，但如果储存不当，也会导致沙门氏菌、肉毒杆菌等细菌和真菌的感染，造成身体不适。人越多，废弃物就越多，不管是人体内的还是其他地方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