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国家面临的这种挑战，令人们很容易为它们的前景感到悲观。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传染病的减少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让这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对涌入迅猛发展的城市的大量青年人口进行投资，为创造更具普惠性的经济繁荣注入最大的希望。

4、 这本书能够为疫情之下的我们带来思考，跨越职业年龄国界种种界限，思考人类集体如何共同应对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全球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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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 哈姆林（ Christopher Hamlin）提醒我们要警惕一味地宣扬“瘟疫好处”的谬论”。因为部分持这种观点的人声称，霍乱、结核病等传染病新暴发的疫情可能会刺激必要的投资流向卫生设施建设和其他积极的政府改革，就像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欧洲流行的确切来源尚不确定，但一些历史学家将其归结于 1346 年鞑靼人围攻热那亚贸易重镇卡法（ Caffa，现为克里米亚地区城市费奥多西亚），战争中，攻城方用投石机将携带病菌的尸体投向城内，这一做法可能导致了守城方的感染，毫无疑问，瘟疫一旦暴发，便开始顺着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继续蔓延。

?近日，美国、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瑞典、意大利等多国相继报告新增猴痘确诊或疑似病例，在奥密克戎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又出现一个传染性强且病症可怕的烈性传染病，有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惶惶之感，各种病毒纷至沓来，仿佛是末日电影里面才有的场景。

书名：《瘟疫与发展的悖论》

与农村的环境相比，城市可以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和健康水平，只要不被交通拥堵和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所拖累，城镇生产力和居民健康就会随着人口规模和教育水平的提升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制定针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但在面对抗击传染病中的进步悖论时，它们应当考虑在以下三大领域投入资源。

在之后那个被称为“黑暗世纪”的时代，欧洲退化成为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几乎没有大的城镇，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但是在此期间，人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得到了改善。温暖、稳定的气候条件促进了农业的蓬勃发展，在长达 6 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与亚洲之间几乎没有往来，两地的疾病库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存在的。

如何防范下一场大流行病？

城市生活中的“潜在杀手”

传染病的减少催生了新的经济帝国，改变了人类居住地的区域分布和特征，激发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开启规模宏大的人口迁移，然而一些变化却更加令人担忧。许多新兴的贫穷大都市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其基础设施的发展，致使近十亿人在贫民窟生活，城市因此不再是富裕和发达国家的专利——这一点前所未见，只有在传染病发病率和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这种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痢疾、伤寒等通过食物和粪便传播的传染病可能是早期城市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主要杀手，但真正为历史所铭记的，还是瘟疫的流行。

苍蝇、蚊子、啮齿动物、虱子等携带的疾病在史前社会大多数受到地理和气候的限制没有大面积传播，或是以当前低毒性疾病的形式存在。结核病、百日咳和伤寒等许多传染病在原始社会时期暗中潜伏，随着人类开始耕作、驯养动物、迁居城镇，这些疾病逐渐发展为人类的主要杀手。

然而，随着瘟疫的好转和暂停传播，人类文明和城镇化获得进一步发展，传染病又带来了更大、更广泛的威胁。农耕、放牧、定居和贸易生活开启之后，人类在辛苦的耕种劳作中艰难度日，在死亡和传染病的夹缝中勉强生存，人们开始相信《创世纪》中的观点：“土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土地里得到食物。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

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苏美尔早期文字记载中就出现了类似于结核病、斑疹伤寒、腺鼠疫、天花和麻风病的疾病，《旧约》成书于公元前 700 年左右，其中《申命记》一卷记载，上帝向希伯来人许诺，若他们从埃及拥挤的城市回到自己人口稀少的家园，将“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不加在你身上”。

到访过低收入国家庞大而杂乱的城市后，许多人会认为，这些城市过于拥挤、毫无魅力且令人生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遍布着贫民窟和棚户区，它们或是赫然出现在城市中心附近，或是藏在高速公路立交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