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许多“贫穷的大都市”中，青年人口工作岗位的匮乏滋生了不稳定因素，促使年轻人开始了绝望的移民尝试，人口变化带来的压力已经使矛盾持续升温，而气候变化，以及欧美国家在贸易和移民问题上与日俱增的敌对情绪无异于火上浇油。不难想象，比起过去的 20 年，未来的 20 年可能会更不太平，简而言之，传染病减少所带来的影响已经不亚于历史上传染病暴发的影响。

人类学家、普利策奖得主贾雷德· 戴蒙德（ Jared Diamond）也同意这种悲观的评价，认为农业导致了寿命缩短、暴政和战争，称其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但随着人口增长和定居点之间贸易的蓬勃发展，传染病裹挟着致命的威胁卷土重来，从 14 世纪 30 年代开始再度肆虐欧洲，中亚地区暴发了一场鼠疫，也就是后来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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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制定并实施基于实证的本地化卫生政策，建立强大的初级医疗体系，这可能是控制许多疾病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包括及时发现新的疫情。

瘟疫与发展的悖论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疾病不断卷土重来，使得罗马帝国屡遭重创、人口骤减，最终被游牧部落占领，公元 541 年，“查士丁尼瘟疫”暴发，这场如今被认为是腺鼠疫的瘟疫在埃及全境传播，并沿着帝国的海上补给线到达君士坦丁堡，瘟疫席卷地中海世界达 18 次之多，平均每 12 年就暴发一次大流行，使得罗马的人口下降到 2 万。

尽管许多贫穷大都市的社会和人口压力可能导致混乱甚至暴力突发事件，但从长远来看，这不一定是坏事。

人们对于贫穷大都市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孟加拉国高级研究中心负责人、气候和移民领域的研究学者阿提克· 拉赫曼（ Atiq Rahman）将像达卡等贫穷大都市的爆炸性增长称为“一连串的人口混乱”。人口过密、污染、贫困，以及对能源和水资源的超高需求造成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印象，那就是，这些膨胀的城市有可能在本地居民的人口重压下垮塌。

在努力改善低收入国家健康状况的过程中，许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未能考虑周全。传染病死亡率被许多人视为衡量进展的首要指标，如果低收入国家在这项指标出现下降时，没有能够在经济发展、政府治理、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同步取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将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只有更好地理解为减少传染病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上存在的困难，我们才能更加现实地感知到前方的严峻挑战，进而克服这些未来前行的障碍，在下一次大流行疾病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阿拉伯世界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 赫勒敦在黑死病席卷突尼斯时失去了双亲，几年后，他写道：

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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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65 年，马库斯· 奥雷里乌斯和他的军团从美索不达米亚带回了一种至今仍未确定的传染病，该病引发的“安东尼瘟疫”造成罗马 1/3 的居民死亡，其中包括奥雷里乌斯的共治皇帝。

人类把病毒打败之后，那下一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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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瘟疫导致欧洲以及亚洲和非洲受影响地区的文明产生了巨大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并不是所有改变都是负面的。例如，随着欧洲人口减少，劳动力变得稀缺，这在北欧等地带动了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导致封建制度的瓦解。人们开始加大力度投资能够节约人力的发明，印刷机就是其中一项。资本主义开始繁荣发展，土地分配进一步优化，权力在民族国家内变得更加集中。统治者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能够获得更高的税收，因此可以为商业性质的航行和探险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传染病负担的日益增加始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从事农耕、驯养动物以及发展贸易和更加便捷的交通等，这些特征传统上都与发达社会关系更加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