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噶尔总领事（艾瑟顿少校）似乎行动非常谨慎。但是，关于费尔干纳或者其他地方反布尔什维克提案要采取的态度，我认为他和印度政府都应该尽快得到陛下政府准确的指示。至于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总体政策，我仍颇不明白。我们将其视为已宣战的敌人了吗？我们眼下想与其进行战争吗？或者与之采取和平解决方式吗？但是，无论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跨里海据点撤退的事实，以及随之对整个新疆发生影响的可能性都将消失。在此情况下，我们不要做承诺。我们将无法履行承诺。[24]

对此意见，英国印度事务部及外交和政治部反复斟酌，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文·S·蒙塔古的建议是，印度政府“明确指示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不要承诺支持俄国境内费尔干纳或者其他地方的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这是从跨里海地区撤出马里森将军的必然结果，在该地区以东的地方英国政府不应该再有新的承诺。”[25]外交大臣寇松同意蒙塔古的意见，但是建议将“任何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替换为“任何政党或者组织”[26]。经过一系列的商议后，4月10日，印度事务大臣致电英属印度外交和政治部说：“应该指示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不要承诺支持或者援助俄国境内任何政党或者组织。”4月20日，英国外交和政治大臣致电艾瑟顿，传达该项政策。当然，该回复值得注意，它避免了英国政府就布尔什维克政权传达出任何官方态度。上述情况表明，英国政府虽然指示艾瑟顿保持中立，但其决策过程反映出英国对苏俄政策并未最后确定，仍处于摇摆中。

英国政府对苏俄政策的不明确性，从英属印度政府致英国政府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在1919年7月26日致伦敦印度事务部的一封电报中，英属印度政府就其所关注的问题总结说：

有关当局就截获布尔什维克代表和文件重要性都表现得很活跃。在我们的边疆周边，吉尔吉特和喀什噶尔都关注着事情的发展，后者正在和中国地方当局密切合作，压制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克什米尔驻点官已受命截获从英属印度外进入克什米尔的任何邮件。麦什德目前是我们观察布尔什维克在中亚活动的最活跃的中心，正在尽力关闭穿过波斯的路线。但是，在我们广大的边疆地区来来往往人太多，我们无法指望都能够成功。[27]

可见，英属印度政府对其北部边疆的安全仍极为关心，对英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政策也非常在意；同时也说明，在对苏俄采取何种政策上，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有些差异，前者更为积极，对一些反制措施更为赞赏。为确保英国政府决策正确，英属印度政府积极搜集其周边地区的苏俄情报，认为有效的情报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只有了解布尔什维克中心正在干什么才能够制定反制措施。因此，喀什噶尔英国总领事馆的作用颇为英属印度政府所倚重。

英属印度出于其安全考虑，特别是担心苏俄进入印度策动革命，希望英国政府对苏俄采取措施。1920年1月下旬，英属印度政府提交给伦敦“印度反布尔什维克措施”设想，包括建立“特别信息局”，其目的在于“反制宣传、协调内外情报，制定措施，使布尔什维克间谍和宣传远离印度”。[28]但是，英国政府政策仍难以确定。就在英属印度提交其设想后的几天，印度事务部大臣致函德里，引述了英国首相大卫·里奥德·乔治的讲话，要对俄国苏维埃政权采取“精明无为”政策。英国政府既不准备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和平协议，也不准备通过支持军事干涉将其打垮。“因此，剩下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贸易将俄国带回正常。”[29]不过，英国印度事务部大臣明确说明外交部的意见则是，“要不遗余力地查堵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整个中亚所进行的颠覆性教条宣传。”这表明，英国首相和外交部对苏俄政策意见不一致，有研究者指出英国首相大卫·里奥德·乔治对外交大臣寇松是“忍耐性的蔑视”。[30]对英属印度政府来说，急需政策明朗化，以便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抵消苏俄发动革命的努力。[31]

1921年，英国政府的态度终于清晰，是年3月，《英俄贸易协议》签订，其中一个约定是英苏双方停止在对方境内进行颠覆性和针对性宣传。该协议影响到艾瑟顿在喀什噶尔的情报活动，他再不能针对苏俄在塔什干的宣传进行反宣传活动。艾瑟顿在当地的反宣传开展得颇为努力，早在1918年11月，他就设法编辑了英国宣传资料。这些资料在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和伦敦辑成，然后艾瑟顿将其散发给英国在新疆的阿克萨卡尔，并指示发至“重要的英国属民、俄国属民和中国属民、毛拉和柯尔克孜头人中”。艾瑟顿和喀什噶尔道尹朱瑞墀也达成协议，朱瑞墀发行一份三月刊的摘要，内容是关于战争的消息，还散发从上海发来的各种消息海报，[32]而且通过“俄国官员和其他人的真诚合作”，这些海报甚至散发到“费尔干纳、斜米和俄属帕米尔”[33]。